安徽法院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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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院發布安徽法院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典型案例?！?/b>

案例一
某股份公司與喜某公司等侵害商標權糾紛案

【基本案情】

某股份公司系“湯某”商標注冊人，核定使用類別為第5類和第30類。2012年4月27日，“湯某”商標被認定為馳名商標。某股份公司發現，喜某公司在其生產銷售的“氨糖軟骨素鈣”等五款商品外包裝，使用“湯某世家”文字及相關圖文商標。劉某擔任某益公司和某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參與設計被訴侵權產品外包裝，并多次在電商平臺帶貨直播，銷售案涉被訴侵權的“湯某世家”商品。經查，某益公司電商平臺店鋪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銷售“湯某世家氨糖軟骨素鈣”“湯某世家深海魚油凝膠糖果”共計4656767.8元，某堂公司的電商平臺店鋪2023年12月2日至2024年2月6日銷售“湯某世家氨糖軟骨素鈣”“湯某世家深海魚油凝膠糖果”共計1520532.62元。
2023年7月，喜某公司曾因生產銷售侵害某股份公司“湯某”商標專用權的氨糖軟骨素鈣、深海魚油凝膠糖果，被判令停止侵權，并賠償經濟損失6萬元。

【裁判內容】

法院認為，喜某公司因商標侵權被生效判決判令停止侵害某股份公司“湯某”注冊商標專用權后，繼續生產銷售侵害“湯某”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多款商品，具有重復侵權的主觀惡意，依法對其適用懲罰性賠償，判決喜某公司等立即停止侵害某股份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賠償某股份公司經濟損失2178116.12元。

【典型意義】

本案相關被控侵權人在實施侵權行為被人民法院判令承擔民事責任后，不僅沒有停止侵權，反而擴大侵權規模，增加侵權產品品類，足以表明前案判決賠償金額不足以懲戒侵權行為，亦充分體現被控侵權人具有侵權的主觀故意。本案依法適用懲罰性賠償，有效發揮懲罰性賠償的威懾作用，有助于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創新。

案例二
荃某公司與綠某公司等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

【基本案情】

荃某公司為水稻“潔*”植物新品種在安徽區域的獨占被許可人。綠某公司生產銷售的“玉*”稻種經鑒定與權利品種“潔*”標準樣差異位點為0，屬于“極近似品種或相同品種”；綠某公司生產銷售的“億*”稻種經鑒定與權利品種“潔*”標準樣差異位點為1，屬于“極近似品種或相同品種，均侵害了荃某公司涉案植物新品種權，遂提起訴訟要求適用懲罰性賠償，請求判令綠某公司賠償經濟損失302萬元。另案中，綠某公司生產、銷售的“稻*”經鑒定亦與權利品種“潔*”標準樣差異位點為0，為“極近似品種或相同品種”。同時查明，綠某公司2021年委托生產“玉*”并以“皖*”的名義調運水稻種子20畝，重量8000千克，2020年至2022年委托生產“兩*”190畝。2020年，綠某公司曾因實施侵害植物新品種行為，被判令賠償品種權人20萬元。

【裁判內容】

法院認為，綠某公司在被判決認定侵權后再次實施類似侵權行為，生產銷售套牌種子，委托生產地域分散、侵權時間長、侵權方式隱蔽，并在庭審中提供虛假證據及虛假陳述，足以認定其故意侵權且構成“情節嚴重”，應適用懲罰性賠償，判決綠某公司賠償荃某公司160萬元。

【典型意義】

本案中，侵權人為逃避法律制裁，套用多種品種名稱及使用多種商品名稱重復侵權，且在案件審理中故意隱瞞種子生產數量且提供虛假證據，侵權主觀故意明顯、行為惡劣，應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侵權種子的生產面積、生產成本、調運數量等，結合常規稻育種的平均畝產量、成本收益情況，進而確定侵權種子的生產數量及侵權獲利，為精細化確定植物新品種案件中懲罰性賠償的基數及倍數提供了可行的實踐方案。

案例三
古某公司與某商貿中心侵害商標權糾紛案

【基本案情】

古某公司擁有的“古某”注冊商標專用權，具有較高市場知名度和客戶美譽度及較高品牌價值，“古某”商標系馳名商標。2023年7月30日，古某公司的調查人員以普通消費者身份到某商貿中心，以840元價格購買“古某”白酒一箱（4瓶）。經古某公司鑒別，該“古某”白酒與正品不符，系侵犯古某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此外，某商貿中心曾于2021年實施過侵害古某公司注冊商標權的行為，雙方于2021年8月9日經法院調解達成協議，確認其賠償義務及侵權事實。古某公司認為，被控侵權人再次實施商標侵權行為，主觀惡性強，請求人民法院依法適用懲罰性賠償。

【裁判內容】

法院認為，某商貿中心重復實施侵害他人商標專用權的行為，依法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本案可以另案的調解金額15000元作為賠償基數，按照該基數的一倍標準確定懲罰性賠償數額，判決某商貿中心立即停止侵權，并賠償古某公司經濟損失30000元及維權合理開支4840元。

【典型意義】

司法實踐中，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適用率較低，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證明標準較高，計算基數難以確定。本案以權利人與侵權人前次訴訟中的調解金額為基數，解決懲罰性賠償適用難的問題，強化了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實操性，提高了惡意侵權的代價，強化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于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司法實踐具有參考意義。

來源：安徽高院

編輯：IPRdaily辛夷          校對：IPRdaily縱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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