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人才”的高校培養模式——以企業經營管理需求為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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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珺  廣東金融學院副教授、博士

原標題：知識產權人才的高校培養模式[1]——以企業經營管理需求為視角

摘 要：在全球知識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何完善與有效應用的知識產權體系，已經成為各國企業占據產業鏈上游的必要與重要條件之一。隨著知識經濟的崛起，對知識產權經營管理，迅速為企業所重視，同時對跨學科復合型知識產權人才的需求也已日益迫切。人才培養模式關鍵在于人才培養層次與學科知識結構的合理組合?；诖?，我國高校向社會輸送的各類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模式必須符合我國企業當前的經營發展及現實管理的需求，這樣才能真正促進國家知識產戰略的發展。

關鍵詞：知識產權人才、企業需求、經營管理、高校培養、模式

企業擁有知識產權的精髓在于如何對其進行經營與管理，單純的法律人才并不能現實滿足企業與市場的需求，企業最需要的是復合型的知識產權實干人才。本文結合當前企業的現實需求融入知識產權人才培養中，探討高校應該如何構建更科學、合理與嚴謹的模式。

一、我國培養模式綜述、企業需求現狀與職業分類

早從2008年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里，就已經可以看到很明確的人才隊伍建設的指示——當前的重點是培養企業急需的知識產權管理和中介服務人才。而在2010年全國人大代表何志敏[2]代表就提出了“高校培養的人才，是要既精通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又熟悉國際規則、還具有較高知識產權專業水平和實務技能的高層次人才”的觀點。

（一）理工科背景的選擇性

對于知識產權人才是否應該具有理工科背景，學者們都有著不同的觀點。

杜菁（2007）認為理想的知識產權人才除了一定要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還必須具有扎實的法學基礎，并能夠掌握一定的工商管理和經濟學知識。[3]而鄭勝利、張乃根（2005）也均認為，作為復合型的知識產權人才，最好具有一定的理工基礎。[4]

陶鑫良、吳漢東與張玉敏則認為，知識產權人才是否需要理工背景并非絕對，也是個誤解。市場的需求是多元化和多樣性，作為企業技術類的知識產權人才，確實需要具備理工背景。但在美國等國家里事實上有很多審理知識產權的法官也并不都具備有理工背景，但并無影響所撰寫判決書的經典性。[5]

從不同學者的觀點中可以看出，企業的知識產權人才是否必須具備理工背景要視類別而定，專利代理人則需要，其他類別的則可以不用強調。

（二）綜合專業素質的必要性

企業一般都是由法務工作人員兼知識產權專業人員的，為什么對這些法務人員要求綜合專業素質呢，必須先從了解什么是企業的經營管理(Operating and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著手：每個企業都需要對自身整個生產經營活動來進行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協調這些階段的，為了讓經營目的可以順利地執行、有效地調整而所進行的系列運營活動，過程中同時對企業資產的形成、積累、評估、使用和創新?；诖?，陶鑫良（2013）與張平（2013）對企業知識產權人才綜合專業素質應該具備：除了必須具有扎實的法律基礎；還要有一定的經營思維和管理的才能，在企業發展過程中要能夠適時做出恰當的規劃與決策，而不僅僅是以法律思維去維權；而且這個規劃與決策還要配合國際上或者國際貿易的大環境需求。[6]特別是進入互聯網商業模式的時代，推動企業能夠發展前進的內動力——人才，更需要專業知識全面化，這都充分說明了綜合專業素質的必要性。

（三）企業的現實真正需求

鄭萬青（2016）認為，很多時候傳統習慣把知識產權歸類為法律領域，但實際上它卻是個商業問題、市場問題。[7]據各地區的調查顯示，在企業中真正能夠對知識產權進行經營管理的人才是很少的。在珠三角地區急需緊缺人才與行業，其中就有在經營管理類別的；[8]企業真正的需求是具有國際化視野、能適應全球化市場的專業經營管理人才，這就需要建立多層次的培養體系。在重慶市的“十三五”知識產權人才規劃里，也已經著手將企業的知識產權高級管理人才、知識產權運營人才作為重點培養的對象。

根據國際慣例與跨國企業的經驗，企業通常會按技術人員的 1%～4% 比例來進行配置知識產權的專業人才。[9]我們也可以從市場中看到成功經營的典型——在日本的愛普生（Epson）公司知識產權部門中，所配備的工作人員數量是相當于一家中型企業的人數，正是這些專業化的知識產權人才對該企業的運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讓該企業具備了在知識產權方面相關市場的支配地位。在當今企業飛速發展來適應市場競爭的進程中，甚至連企業的法務都需要成為參與企業戰略規劃決策的核心成員，企業真正需要的不僅僅是只專注于法律保護的知識產權工作人員，更加需要能準確識別判斷市場前景、專注于技術創新保護與運營管理實踐的復合知識結構的人才。

在針對企業的實際需求里，各位學者的觀點趨于一致。陳煥波（2016）認為，企業對知識產權專業人才的要求非常全面化：通曉在海量的數據里檢索出有用的信息，了解技術現狀，進行可否專利性分析，才能避免重復性研究，才能研發出性能優于競爭對手的創新產品；除此之外，還要預見技術發展趨勢，研發出前瞻性的產品，[10]陳瑞愛（2014）則認為經濟基礎決定知識產權人才的供需，能夠為企業所用的人才既要有技術、產業背景，還要精通相關的法律、經濟和管理等知識，還需要擁有較強的溝通力、組織力與執行能力。[11]在縱剛（2016）看來，企業知識產權要進行專業化的經營與管理，必然離不開那些精通技術、法律、商業與英語的復合型人才，因為創新成果要進行商業轉化需要全方位專業人士來進行后期培養。[12]

根據市場當前的人才結構現狀，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13]在知識產權行業中尤為突出，一方面是復合型人才供不應求，另一方面則是單一法學專業的人才嚴重過剩。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2017）認為，中國的企業、中國的高科技領域需要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與相關人才培養，否則就會落后于這一輪的科技革命。[14]如何把知識產權資產轉化成為利潤與發展資本，這才是企業的的知識產權人才應該具備的能力。由此可見，企業對其專業素質必然需求的是能從企業大局出發、可對法律事務做出精確判斷，還可以為企業提供準確決策依據和分析的專業化職業化的法務人才。

（四）人才的職業分類

在2015年時國家頒布了新的《職業分類大典》[15]（下稱《大典》），新版《大典》標志著我國的職業分類管理工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對人力資源管理與配置需求有重要的意義。知識產權專業人員作為新職業被正式納入《大典》里，被增設在“經濟和金融專業人員”的類別下，標志著其職業身份的社會影響力比較大，以及從業人員也比較多。

二、各國的培養類別借鑒

（一）美國的知識產權專業教育

美國是最早建立與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國家之一。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推廣知識產權的普及教育。各大學法學院在本科階段沒有設立知識產權學士學位，只有到了研究生才可以修讀與知識產權相關的碩士和博士學位。[16]特別是美國的知識產權律師中數量最多的就是專利律師（Patent Attorney），專門從事商標與版權（包括商業秘密）的律師比較少，但也因為范圍比較窄，所以都是非常精通該領域的專家。在美國律師協會認可的183所法學院里，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科學的知識產權教育模式。因此在從事知識產權領域的工作中，接受過知識產權專業教育的畢業生相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大型律師事務所聘用，或者可以進入且擔任政府部門的高級職位。[17]

（二）德國的專利人才培養

德國是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一直以“匠人精神”著稱。從其對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就可見一斑。在德國的專利律師除了對相關知識產權法律的應用，還必須預計未來可能發生的糾紛與商業價值，這個過程是非常嚴格的：從 34個月的學徒期——跟隨指導老師工作26個月（定期接受各種歐盟和本國針對知識產權相關內容的遠程教育）——通過考試。德國企業對于知識產權管理方面的要求涉及甚廣且高：從信息管理、技術創新到市場預測，申請知識產權 ，訂立實施許可合同，處理知識產權糾紛、評價知識產權價值與風險控制等等；故企業需要的是非常專業化的知識產權人才。

（三）日本為各類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筑牢基礎

日本會提供針對性的教育給不同層次的培養對象。如由日本特許廳組織知識產權研究會、發明協會等社團和民間組織，出資編輯出版了一系列針對不同對象（職業高中生、大學生和研究生）的知識產權教材和輔導讀物。在2015年時，日本的大阪工業大學 、東京理科大學等有開設知識產權教育的六所大學，還共同合作組織去培養那些精通日本企業專利申請等相關知識產權實務的亞洲人才，并還可通過一定的學習時間通過考核后，獲取碩士學位。

（四）韓國的知識產權高層次人才培養

而韓國對于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最早是從兒童早期教育已經開始了。在1987年時，韓國就已經成立了國際知識產權學院，意在為本國政府、企業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發展中的國家來培養知識產權專業人士；2003年韓國在國際知識產權學院設立了國家發明教育中心，為大規模培養發明人才提供了平臺。2009年時還啟動了IPhuman（知識產權人才網絡整合系統）；到了2014年時政府要求無論是企業、公立大學，還是研究機構都要對知識產權高層次的人才加強在質量與數量上的培養。

三、當前主要培養模式的困境

當前各高校對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主要有以下五種模式：

一是全日制知識產權法學或知識產權管理學的學士學位；

二是理工科+知識產權法學或知識產權管理學的雙學士學位 ；

三是非法學本科+知識產權法律碩士學位；

四是法學本科+知識產權管理學碩士學位；

五是上述各種情況+知識產權法博士或是知識產權管理博士。

在我國當前，知識產權依舊是屬于新興學科，建立成熟的培養途徑與相對穩定的培養模式是當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培養模式中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畢業生意愿流向純法律為主

回顧我國在培養知識產權專業人才20多年來，一直都是以法律人才培養模式為主。所以才會產生以下情況：黃武雙（2014）曾介紹，每年有約30%左右的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專業畢業生，或是去參加公務員考試，或是從事律師職業、在外企從事法務工作；僅有20%左右的畢業生與專業對口從事與知識產權密切相關的工作。張平（2014）則指出在全國高校的知識產權專業畢業生里大多數都只是從事律師和公司法務工作。關永紅（2014）指出也只有約10%～20%華南理工大學培養的知識產權類專業畢業生是到中介機構、大企業去從事相關專業技術工作。[18]借鑒在美國高校培養的知識產權從業人員中除了成為律師、企業法務，還有就是從事知識產權公司的運營工作。

上述畢業生工作流向反映了高校在培養定位時本身已經將知識產權學院或專業歸屬與依附于法學系列，并授予法學專業學位。如果高校繼續堅持單一的培養模式——法學為主要導向的設置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機制，結果必然是法學理論了解有余，綜合學科交融則不足。[19]經此培養的學生必定缺乏對企業如何對知識產權經營管理的適度掌握。

（二）培養目標過于單一化

源于我國高?，F有的知識產權專業大多都脫胎于法學專業，受傳統法學專業固定思維影響較大。陶鑫良早在2005年時就已經在呼吁需要培養的知識產權人才是具備一定法律知識背景與較強實務操作技能的應用型人才；然而直至2013年，他還是認為沒有得到非常有效地完善。[20]王浩等人（2010）認為，在高校法學院開展的知識產權人才培養中，大多還是只針對法學專業，而對非法學的理、工、文、管學科的本科、碩士、博士課程里，一般都沒有專門開設知識產權方面的通識課程。[21] 就比如像在“電子商務與法律”專業學習過程中，實際上是需要讓學生了解到指在互聯網環境中如何基于技術進行商務運作與盈利，技術必然與知識產權相關，但在課程設置里，很多專業課是沒有涉及對知識產權經營與管理的相關課程。

（三）理論與實務并無結合

在人才培養模式中，高校最容易出現的是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環節不相應匹配，各個專業都存在著相同的問題，這個狀況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改善，這對學生們在畢業后比較迅速融入社會是非常不利的。盡管近年來，許多高校也開始認為學生的實踐能力很重要，并在人才培養方案中為知識產權專業學生設計增加了一些實踐教學環節，但在教學過程中卻依然缺乏商業轉化、戰略規劃、辦公室事務支持性等相關方面的實踐知識；整個培養過程中對于實踐教學規劃和教學組織容易流于表面：建立的實習基地是否能夠針對專業，安排的指導教師們本身是否可以有能力進行指導……這些都大大限制與削弱了知識產權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效果；以及高校的知識產權本科、碩士研究生一般仍以發表學術論文作為考察標準為主，很少批準將在企業、學校實習基地里的實踐應用與分析報告來作為畢業與取得學位的依據。

（四）學科建設成為制約人才培養的瓶頸

基于知識產權重點更應該在于如何實現資本轉化，謝商華（2017）建議應該在管理學門類下新增知識產權一級學科，這是因為知識產權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其次應在知識產權一級學科目錄規范下，成體系、全方位地培養懂經濟、懂管理、懂法律、懂科技、懂外語的“五懂”型復合人才；[22]我國的知識產權學科是一個尚在發展階段的新興交叉學科，在我國學歷學位教育序列中則尚未列為一級學科，地位尷尬，一般“知識產權”都被狹隘化成了“知識產權法”。比如，一些畢業生的學位論文，經常因涉及知識產權管理、經濟或是戰略等的層面選題，會被認為無法學色彩而難以通過。就本身而言，知識產權作為一個開放型的知識學科系統，滲透到政治、科學、經濟、技術、文化等各個知識領域，從其創造，到屬性、規劃、分析、發展、風險與保護，僅僅依附于法學一級學科下根本無法滿足企業所急需的多元化、實務型、技能化人才的實際需求。此外還可以考慮在知識產權一級學科下可分設相關的管理學、電子商務學、以及信息挖掘與分析等二級學科?！?br/>

（五）師資隊伍專業局限單一

由于許多知識產權專業的教師們本身也都是法學專業畢業的，因此作為知識產權師資隊伍一直處于 “數量明顯不足，總量增長相對滯后；專業師資結構有待完善，涉及國際法律、訴訟、政策制定以及企業管理實務的師資相對匱乏”[23]的困境中。在知識產權師資隊伍中，很少有跨學科專業與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人才組成的團隊：專業教師中“雙師型”教師比例并不高，即使有也是屬于比較單一的雙師型——教師+律師，絕大部分都是接受了純法學教育，而對于知識產權經營、管理、戰略規劃等內容并不熟悉，有些教師甚至只是通過了司法考試、專利代理人，僅僅只是取得了證書。卻從無真正應用到實際業務與實踐中去。更多的教師是從學校畢業就直接到學校當教師，更無或很少接觸過實際業務。從而導致在授課過程中也是大多偏重于法理理論傳授，舉例時很容易脫離實際情況，無法正確引導學生朝著企業知識產權經營管理類別進行開拓思維。

四、對構建與現實需求接軌的人才培養模式的建議

國家對于高素質專業人才培養一直都是依托高校作為主要基地，每個高校只有清楚自己的辦學特色以及充分發揮自身資源優勢，才能更好地推進高校知識產權專業發展，科學有效地培養能夠為社會與企業所真正需要的知識產權人才。

（一）調整人才培養目標，貼合企業實際需求

隨著知識產權商業模式的不斷發展，大部分專家學者都認同我國當前最需要培養的是知曉如何對知識產權進行轉化、經營與管理類別的人才。[24]因此對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目標應定位于：在企業發展的每個階段，都能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提出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意見，構建知識產權管理規范，并可適時與企業各部門進行溝通協同，不斷完善知識產權轉化與運營體系，進而獲利再研發不斷地良性循環下去。針對這個目標，高等院校的培養方案設置，需要從單一化向多樣化進行轉變，從只是培養純粹知識型、理論型的人才向培養在前述知識產+創新+復合型+應用型人才轉變，教學與培養過程中必須加強應用、強化實務的案例評析和實踐實務環節，還要注意教材的挑選、課時量的分配，以及對于知識產權專業的文科生可以建議與引導在公共選修課里選一些與高等數學、金融統計學相關的課程等等。不同高校對于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模式也應該是有所區別的：初級型、中級型與高端型，這樣才適合企業經營管理中所需要的“金字塔”型知識產權人才結構；鑒于社會與企業對知識產權人才需求更注重能否上崗即用，高校也應該更多注重建設應用研究和實踐基地，有助于培養更多的應用型與實務型人才。

（二）根據實際需求設置課程

對于企業來說，知識產權不僅僅是一種法律制度，如果不是一種具有競爭優勢的資產，企業則不會重視知識產權。因此高校在人才培養過程傳授知識產權專業知識時，必須加入相關的經濟學、市場營銷、商務談判、技術轉化、資產重組等類別的課程，在制定教學計劃時應包括三個層次：一是法學的基礎必修與知識產權專業必修課程；二是工商管理、市場營銷、經濟學與科學基礎理論等特色或者高級課程；三是開拓思維的跨學科公共選修課程。這樣也可以讓學生們開闊知識視野，啟發多元化思維方式的構建。比如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學院一般都會設置《技術轉移與知識產權資產管理》與《知識產權管理》等等的課程，還會進行適時調整，每門課程都比較準確地反映出市場現實的發展需要。

（三）增加實踐課程比重

從企業發展角度而言，知識產權的組織、運營、風險防范都離不開管理學、經濟學與法學以及相關專業知識的實踐操作。高?？梢耘c企業、商業銀行、法院，以及知識產權公司或知識產權中介服務公司合作，共同建立專業實踐基地。讓學生在學習階段中就已經開始接觸企業、了解真正的市場，更有利于針對性地讓學生直面從研發、技術創新、到知識產權運營、管理、融資與轉讓等各方面、每個環節對于企業而言是多么重要的，由此而建立知識產權意識和知識產權文化的氛圍才會更深刻。比如南京理工大學的知識產權學院，是江蘇省發展新興交叉學科和應用型文科的示范基地，該學院就借鑒了學校自身工程技術人才的實踐培養模式，也把工科、管理學、法學等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到對知識產權人才培養中去；而浙江工業大學的法學院也與集佳知識產權代理公司合作設立了“法學及知識產權教學研究實踐基地”，合作建設基地讓學生更好更多地了解到知識產權經典案例和實務知識，也比較清晰了解到企業的知識產權從應用到管理等各方面的銜接。

（四）優化教學模式，探索高效教學途徑

年代的不一樣，現代人的接受方式與領悟力不一樣，傳統的講授式教學法已經不能滿足對人才培養的要求。高校應該讓教師的教學方法形式多樣，不要茍求一致性的教學方法，允許更適合開拓學生思維的創新手法。專任教師們應該盡量多采用“課程傳授理論+案例分析討論+實踐調研”的教學方式。多一些經典案例的提煉與探析，組織學生進行課堂討論，讓學生們在模擬實踐中結合具體案例為企業經營戰略中設計合理的知識產權體系……加強商務英語的學習與運用，幫助學生與國際接軌，將對企業知識產權的經營與管理方法與流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

（五）各取所長，構建合理的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

每個高校更應該的是根據自身的辦學特點、優勢與資源來進行培養知識產權人才。如北京化工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采用的是工程碩士 (知識產權管理) 的培養模式；而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和廈門大學則集中在碩博階段來培養研究型人才。[25]。通常情況下認為，在本科四年的培養里，只可以培養出某一領域（如法學、管理、經濟、貿易、設計…）的專業人才，但要培養一個各方面知識樣樣精通的全能型人才確實需要更找的學習與領悟的時間。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針對科技型中小微企業的實際需要，來培養“上崗即用”型的知識產權人才類別。[26]對于知識產權應用型的人才，比較成功的國家都是在研究生階段展開的：比如德國的慕尼黑大學(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只招收知識產權專業的法學博士生；美國的富蘭克林—皮爾斯學院(Franklin Pierce College)——世界知名的知識產權專門學院，也招收知識產權專業碩士生；而日本的大阪大學 (Osaka University) 的“知識產權中心”只針對知識產權研究生進行專業人才培養。

（六）增設知識產權專業學位

增設知識產權專業學位，也是解決現階段知識產權實務人才稀缺難題的有效途徑。穩步推進知識產權學科建設，是從根本上解決人才培養中前文撰述問題的有效途徑。準確把握知識產權學科基礎理論、基礎知識、基本研究方法，才能為知識產權學科的獨立性奠定基礎。而在2015年底印發實施的《國務院關于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中，已經明確給出要“加強知識產權相關學科建設”“在管理學和經濟學中增設知識產權專業，加強知識產權專業學位教育”的意見。同時，現階段可考慮爭取在法學、經濟學、管理學、工程學、計算機專業等可與知識產權類別相結合的一級學科，也可在下設置與知識產權相關的二級學科，具備相關成熟條件的綜合性高?？梢韵刃纬上鄬ν晟频闹R產權二級學科群，后再推動知識產權一級學科的設置。

（七）提升師資團隊的綜合專業性

師資隊伍力量是培養人才的關鍵。應當將具有商務談判、經濟、貿易、管理等相關類別的教師擴充到專業師資隊伍里，重新組建跨學科教學團隊，比如，蘇州大學與蘇州高新區合作共建的蘇州大學知識產權研究院，從2013年開始向海外招聘知識產權法方面的師資。專業教師們也需要隨時根據國際動態及時進行更新知識，高校也應該提供時間、機會與費用讓專職教師輪流去參加研修班進修、利用寒暑假期去企業等實務機構進行實習與再修，而不僅是去公檢法部門。

在教學培養過程中，還可以聘請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知識產權從業人員輔助教學，專兼職結合，以滿足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的復雜性要求。例如重慶理工大學的知識產權學院，就會不定期邀請中興通訊、騰訊、比亞迪等全國18家知名大型企業的知識產權總監，為學生們講授知識產權實務的課程，提供給學生們與企業實務界人士面對面地交流機會；在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的培養模式中，也聘請了集佳資深的律師及代理人成為客座教授，借助各種交流形式讓學生們更好地深入市場，了解企業，有助于提高、加強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層次和水平。

（八）加強與國際組織合作共同培養

WIPO學院一直不遺余力地促進各國知識產權教育的發展，已經在世界其他7個國家分別選擇一所大學合作開展知識產權人才培養項目。在2016年11月，上海同濟大學與WIPO簽署了協議，聯合培養知識產權碩士生，這個合作基于WIPO與同濟大學在對復合型跨學科的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的理念是吻合的。WIPO也以該項目為載體，計劃將我國知識產權對創新發展發展的成功經驗傳播、推廣至其他發展中的國家。

結語

在全球的發達國家中，一直以來都高度重視對知識產權人才培養；企業對知識產權管理也是經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正確理解知識產權人才的復合型特點，需要準確把握知識產權本質上就是一個跨專業的學科，在教育中可以結合各高校的具體優勢來開設課程，借鑒發達國家已有的培養經驗和模式，根據我國市場主體的實際需求情況，完善與優化高校的培養模式，提供質量合格的專業知識產權人才資源儲備，讓我國企業更好地應對激烈的全球化市場競爭，同時提升國家競爭力。

注釋：

[1]基金項目：國家知識產權局軟科學課題“企業知識產權人才需求與知識產權學科建設對接機制研究”（SS17-C-30）廣東金融學院2016年重點研究項目“高校知識產權管理人才培養研究——基于企業需求視角”（16XJ01-04）

[2]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何志敏接受騰訊網的訪談

[3]杜菁，高校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探討[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7 （3）

[4]秦琴，重慶市理工科院校加強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模式的研討[J]，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12（8）

[5]李國英，高校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模式的優化[J]，高教論壇，2012（2）

[6]周大正、章然，知識產權專業大學畢業生就業緊俏[N]，溫州日報，2013年9月18日

[7]知識產權人才匱乏 寧波企業遭遇成長的煩惱，中國寧波網 ，2016年7月15日

[8]廣東省人社廳，廣東急需緊缺人才共35195人 經營管理類最缺[N]，來源：騰迅網，2014年11月29日

[9]金萍，浙江有三所院校專門培養知識產權人才[N]，每日商報，浙江在線·教育頻道，2007年10月25日,

[10]對寧波舜宇光學科技公司的法務部部長陳煥波的訪談，知識產權人才匱乏 寧波企業遭遇成長的煩惱[N]，中國寧波網 ，2016年7月15日

[11]張寶山，專利事業呼喚“復合型”人才，中國人大雜志[J]，2014（11）

[12]中科院知識產權與技術轉移中心主任、上海盛知華知識產權服務有限公司CEO縱剛2016年8月23日在“對話張江”中專訪的發言

[13]馬太效應，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廣泛應用于社會心理學、教育、金融以及科學等眾多領域。其名字來自圣經《新約·馬太福音》中的一則寓言：“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br/>

[14]人民網對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星微集團董事局主席鄧中翰的訪談——站在“風口”上的人工智能[N]，來源：人民網，2017年05月02日

[15]《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國家確定職業分類，對規定的職業制定職業技能標準，實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編制。

[16]易華、玉勝賢，“互聯網 +”視域下我國高校復合型知識產權人才培養[J]，湖南商學院學報，2015（4）

[17]謝乒、王新華，應用型知識產權人才的高校培養機制研究[J]，中國高?？萍?，2012（11）

[18]周大正、章然，知識產權專業大學畢業生就業緊俏[N]，溫州日報，2013年9月18日

[19]杜偉，高校知識產權應用型人才培養路徑探究，政法論叢[J]，2013 年第6期

[20]資料來源于：陶鑫良，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模式[N]，中國知識產權報，2005年08月04日；陶鑫良，培養企業知識產權人才迫在眉睫，中國知識產權報，2013年10月4日

[21]王浩、何銘，我國當前高校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模式初探[J]，科技信息，2010（23）

[22]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知識產權局局長謝商華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的建議

[23]謝乒、王新華，應用型知識產權人才的高校培養機制研究[J]，中國高?？萍?，2012（11）

[24]張寶山，專利事業呼喚“復合型”人才[J]，中國人大雜志 ，2014年（11）

[25]張曼，知識產權管理人才培養現狀的調查與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1 （17）

[26]該專業的教學和科研，由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科團隊全面支撐，還設立了由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常務副院長張平等9位知名學者組成的教授指導委員會，聘請了騰訊專利負責人王活濤、艾默生知識產權經理劉永剛等9位企業知識產權資深主管作為客座教授，確保人才培養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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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瑩，新形勢下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J]，江蘇科技信息，2014 （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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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利萍，論知識經濟時代我國高校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J]，河南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90-93

來源：IPRdaily中文網（IPRdaily.cn）

作者：唐珺  廣東金融學院副教授、博士

編輯：IPRdaily趙珍          校對：IPRdaily縱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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